问题文豪郭沫若:删减史料 涉嫌剽窃
2013-11-14 18:06:45

 

导语:

   郭沫若被誉为一代文豪,在近代文坛上一直有“鲁郭茅巴老曹”的称呼,巴金曾评价说:“我同郭老接触多年,印象最深地是他非常真诚,他谈话、写文章没有半点虚假。”但显然,这个评价并不完全符合事实,作为文人,郭沫若身上有着诸多瑕疵,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。

一、删减史料以此证明崇祯帝“沽名钓誉”

   1944年4月12日,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作报告时特别提到了郭沫若的名作《甲申三百年祭》:“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,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,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。”

但是,这篇被毛泽东大力宣传的作品,却存在刻意删减史料的问题。

   郭沫若写道:“崇祯帝,公平地评判起来,实在是一位十分‘汲汲’的‘要誉’专家。他是最爱下《罪己诏》的,也时时爱闹减膳、撤乐的玩艺。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,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,其‘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,锭皆五百(十?)两,镌有永乐字’(《明季北略》卷二十)。”(引自郭沫若《甲申三百年祭》)

   他的意思是说,崇祯帝实在是一位贪得无厌之人,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,发现皇帝老儿在皇库里存了三千七百万锭白银,每一锭为五百两,可见明亡前皇室还控制着大量财富。

郭沫若单独从《明季北略》中摘取了这么一段,来证明明朝皇室贪得无厌,崇祯帝小器吝啬,并说如果崇祯能拿出点儿银两赈灾,也就不至于闹到后来上吊自杀了,明朝或许也不会那么快灭亡了。

那么郭沫若所引用的史料原文究竟如何呢?

  《明季北略》是这样写的:“……旧有镇库金,积年不用者,三千七百万锭,锭皆五百两,镌有永乐字,每驮二锭,不用包裹。谈迁曰:三千七百万锭,损其奇零,即可两年加派,乃今日考成,明日搜括,海内骚然,而扃(音“囧”,扃钥意思是关闭,锁闭)钥如故,岂先帝未睹遗籍耶?不胜追慨矣。予谓果有如此多金,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,即循环交负,亦非计月可毕,则知斯言未可信也。”

  这段意思是,《明季北略》作者计六奇引用了历史学家谈迁的话,这么多银子,崇祯居然不知道,以至于国破家亡,多么遗憾啊。计六奇随后提出了自己的质疑,表示这么多银两非得用一千八百五十万匹骡马,连续不断运载好几个月才能存进来,可见这种传闻未必可信。

  “三千七百万锭”这个数据,在明末的诸多史料中多有提及,真实性存疑,郭沫若在选取史料时,直接删掉了原文中的质疑内容,作为知名历史学家,不加考证就采纳,这并不是严谨的治学态度,而直接删减原文断章取义,更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应有的态度。

   那么,郭沫若为何要采用这种方式呢?这与郭沫若本身的观点有关。

   被毛泽东大力宣传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发表以后,国民党十分震惊,指责郭沫若是在“为匪张目”,郭沫若对此则理直气壮回应说:“我郭沫若就是要为‘匪’张目嘛!”显然,郭沫若在《甲申三百年祭》中褒扬李自成贬低崇祯,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,这里的“匪”不单是李自成,而是暗指“延安”的中共,从某种意义上说,郭沫若采用的是影射史学的方式,其历史研究的态度并不端正。

 二、剽窃他人研究成果:郭沫若抄袭疑云

余英时质疑郭沫若抄袭钱穆是学术界的一段公案,各方说法不一,质疑者言之凿凿,反对者则认为这是污蔑贤者,此段学术公案按下不表。在目前公开的新闻及出版物之外,至少还有三段关于郭沫若涉嫌抄袭的事例。

   郭沫若涉嫌抄袭事件一:考古学家邹衡在接受《新京报》采访时回忆了1961、1962年的一件往事,邹衡说那两年郭沫若出版了《中国史稿》,该书有大量内容与自己的讲义雷同,邹衡将此事上报学校,对此翦伯赞拍了桌子说:“这还了得,抄到北大来了,连一个注解都没有。”

   然而,稍后翦伯赞又说自己认为郭沫若不会直接抄袭,作者应该另有其人,后来该事件以陆定一亲自带人向翦伯赞道歉告终。但由于事件缺乏详细资料和证据,因此难以证明郭沫若是否真的抄袭了邹衡,但邹衡似乎也无必要在几十年后污蔑郭沫若。(据《新京报》2005年7月19日刊报道)

   郭沫若涉嫌抄袭事件二:马非百是著名历史学家,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,被发配到中华书局做编辑,“文革”中曾失去自由。他的主要著作有《秦始皇帝传》《管子轻重篇新诠》等,他对《管子》情有独钟,1950年代中期,他将自己数十年的研究心得写成文稿,让学生交给当时的权威杂志《历史研究》,但数月没有回信,《历史研究》的编辑对此事的解释是吃不准文稿,交给郭沫若审阅去了。不久之后郭沫若开始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研究《管子》的文章,马非百发现郭沫若许多观点都与自己的研究相同。

   1979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《管子轻重篇新诠》中写道:“马非百先生几十年来潜心研究《管子轻重篇》,并于1943年开始写作《管子轻重篇新诠》,七易其稿。其第三稿,郭沫若同志编著《管子集校》时曾借去参考并列入引用书目,引用过近百条。”或许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,这段含蓄的话并未直接说明郭沫若是否抄袭,但一篇文章就被引用近百条,这起码说明郭沫若的研究不够扎实。(据红网《湘声报》2009月1月2日文章《马非百与郭沫若》)

   郭沫若涉嫌抄袭事件三:《毛泽东传》作者罗斯·特里尔教授在《我与中国》一书中披露了另一件郭沫若涉嫌抄袭的故事。罗斯·特里尔在1970年代末认识了一位家庭成分不好的中国青年教师孙穆治,他的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写过两篇考古学的文章,寄给了郭沫若,但最后这两篇文章以郭沫若的名义发表了,孙穆治对罗斯·特里尔表示,“我们仍保有郭沫若的两封信为证,可以证明那两篇文章是我父亲写的。”(据《我与中国》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)罗斯·特里尔有无其他证据不得而知,但他将这段故事写进了《我与中国》之中,也许他本人比较相信郭沫若有抄袭之嫌。

   以上三个案例中,郭沫若是否抄袭都是由当事人的一方叙述,因此不能断定郭沫若就真的抄袭,但这三件事都有共同背景,即建国后郭沫若成为学术领域最有发言权的人物,地位举足轻重,因此指责都导向他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。本文并非严谨的学术考证,无法证明郭沫若是否真有抄袭,但若说其“白璧微瑕”,显然不为过。

   三、迎合时政需要曲解毛泽东杜甫诗词

郭沫若因为时政需要,刻意曲解文学作品的案例很常见,以毛泽东诗词为例,郭沫若多有自己的“独到”解读,并将这种解读堂而皇之的呈现给世人。

    著名作家、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周国平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大学同学,在其回忆录《岁月与性情》里,周国平提到了当年的这样一件旧事:一次是为我办的专场,我请教,全家旁听。我请教的是《清平乐·会昌》,问他如何理解“莫道君行早”这一句里的“君”,是否有所喻指。他答:“我看不出来。”我说:“可是,有一种说法认为,‘君’是指西方帝国主义。”他说:“那太牵强了。”我翻开一本资料,指给他看,正是他自己曾经提出过这种说法。他立即快活地大笑,全体在场的人也大笑。郭沫若在获知是自己提出的说法后,并没有显得尴尬,或许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解读,也或许是他本就不在乎。

除了周国平提到这一则故事外,郭沫若在杜甫和李白的解读上也颇具“时代特色”。文化大革命时期,郭沫若出版了一本“学术”著作《李白与杜甫》,在这本书中,郭沫若大肆赞扬李白,将杜甫打为反动的地主阶级。而郭沫若之所以这么写的原因,完全是因为毛泽东喜欢李白。

   郭沫若在书中论证了杜甫是地主阶级,因为杜甫经常数自己的鸭鹅数量,而且每次数的时候还要关闭柴门(因为怕被农民偷)。郭沫若引用的诗是杜甫的《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》,诗云:“久客应吾道,相随独尔来。熟知江路近,频为草堂回。鹅鸭宜常数,柴荆莫浪开。东林竹影薄,腊月更须栽。”——郭沫若认为杜甫诗的后四句赤裸裸的表明了自己的“地主心理”。

   对于杜甫著名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,郭沫若的解释更为“独到”,在他的描述中,杜甫完全不是住草堂,而是豪宅:“诗人说他所住的茅屋,屋顶的茅草有三重。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。一般来说,一重约有四、五寸厚,三重便有一尺多厚。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,有时比住瓦房来还要讲究,茅草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,诗人在怨天恨人。”郭沫若进而指责杜甫骂小孩儿是地主阶级在仇视贫苦农民,进一步得出杜甫完全是个万恶的大地主。(据郭沫若《李白与杜甫》)

   郭沫若的这种解释看似十分合理,但直接将杜甫的诗作当做历史材料来使用,完全违背史学研究的客观与公正,如果采用这种方式来论证,那么是否可以说李白在造谣呢?因为他写道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似银河落九天”;“白发三千丈,缘愁似个长”,显然,庐山的瀑布不是三千尺,李白的头发也没有三千丈。

   从几首诗就推出杜甫是地主阶级,极其仇恨贫苦农民,终生大鱼大肉嗜酒如命,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的,但郭沫若为了迎合时代的需要,就随意编造、曲解诗作本身的含义,甚至不加区分的将诗当做史料使用,这显然不是严谨学者所应有的态度,以此言之,郭沫若作为学者是有瑕疵的。

   结语:

   抛开政治赋予郭沫若的各种标签,郭沫若绝非圣人。尽管郭沫若聪明异常,在某些学术领域上的成就堪称“空前绝后”,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作为学者的瑕疵,学术不端即是一例,我们指出这些瑕疵并非求全责备,而是要呈现一个完整的历史人物郭沫若。